黄洁夫:器官移植等待法度

2013年6月17日 06:52 早报网   蔡永伟阅读:184次
 

  中国每年进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超过一万例,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
  据中国官方估计,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在150万左右,严重的供需失衡加上监管工作滞后,催生了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器官移植的行政管理,但诸如来源紧缺、分配混乱、自愿捐献率低等悬而未决的长期问题继续备受关注。
  展望未来,中国能否确保器官来源合法并彻底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能否建立并完善机制,化解器官公正分配的争议?
  中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王海波接受本报专访,就现状分享看法。

  “我当时感觉很不好受、很沮丧……心里很纠结、很矛盾。”
  中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回忆起他唯一一次从死囚获取肝脏的经历时,如此形容他当时的心境。
  黄洁夫从2001年11月起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器官移植领域,直到今年3月政府换届后卸任。如今,他依然在为这个他所关心的领域效力,出任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上月中在北京接受本报和其他受邀中外媒体的集体采访时忆述道,当年是为了拯救病人,而且由于职务在身,才会迫不得已从死囚获取器官。
  “当时没有器官捐献的体系,得到刑场上去取。尽管不是医生去执行死刑,可那个环境不是救世扶伤的地方,所以很无奈……我以后再也没有去取了。”

  器官捐献虽日增 器官移植主要仍靠死囚

  死刑犯的器官长期以来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官方数据显示,在2005年以前,除了极少量的亲属活体捐献,几乎所有器官都来自死囚。
  自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逐步完善器官移植法规,并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民众死后捐献的器官日益增加,而死囚器官开始减少。
  黄洁夫举例,在去年完成的2026个肝移植总量中,有308例是捐赠,占15.2%,比2005年的0.1%高出许多。去年涉及死囚器官的肝移植则有1587例,占78.3%,比八年前的98.8%来得少。
  肾移植的情况也相似。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肾脏移植数据登记中心主任石炳毅教授透露,在去年的5846例中,捐献占了12.5%,比前年的2.9%翻了几番;今年的情况获得进一步改善,截至上月中,肾捐献占了21.7%。
  尽管如此,数据显示死囚仍是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以肝移植为例,过去六年年均1700例来自死囚,占七八成。
  黄洁夫解释,这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脱离不了关系,中国目前缺少一个系统化的正规捐献渠道。
  其次,中国民众一般不反对使用死囚器官。黄洁夫指出,中国文化认为,罪人的临终善行应被鼓励,而死囚也有捐献器官的权利。他并强调,中国每一例死囚器官捐献,都是在其本人与家属的签字认可下进行,过程都遵守了国际基本原则和严格法规。
  而之所以必须获得整个家庭的同意及支持,是因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家庭文化观念。黄洁夫说,有别于西方,“家”的地位和意义在中国是超越个体的,而每个华人家庭都有个核心人物,不论是祖父祖母、爷爷奶奶,还是父亲,这个人有最终决定权。每当器官捐献无法顺利完成,往往是因为某个家庭成员一票否决所致。

  中国是唯一依靠死囚捐献进行器官移植国家

  尽管中国法制部门已严格制定相关规定,但从死囚获取器官的做法在国际移植界一直备受批评和争议。中国是目前世上唯一一个仍依靠死囚的国家,许多国家已逐步取消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黄洁夫说,中国领导层其实已意识到中国的移植医疗事业再也不能依靠死囚,否则将严重制约移植事业发展,未来“只有死路一条”。
  他指出,中国近年已推行“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并承诺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废除死刑。

  中国不鼓励活体移植

  除了死囚,中国目前也大量依靠活体器官,中国政府同样希望有朝一日能减少对活体器官的依赖,因为这类移植手术一般需要切除捐献者一大半的肝或摘取一侧的肾,风险极大。而且根据临床经验,超过30%的肝脏活体捐献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术后并发症,近年来还发生过供体和受体双双死亡的案例。
  黄洁夫说,中国并不鼓励活体移植,因此执行了比国际上更严格的标准,只允许在亲属间进行活体移植。
  然而,由于器官供需矛盾突出,加上经济利益驱动,非法器官买卖在中国各地出现。为了遏制这类非法交易,中国政府规定活体器官移植必须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批。但黄洁夫表示,鼓励更多公民自愿捐献,才是解决器官来源短缺的长远方法。

  器官捐献符合中国国情体系有待建立

  中国器官捐献率极低,并非民众不愿捐,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接受心死亡,否定脑死亡”的概念。受访专家认为,要提高中国民众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关键在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捐献体系。
  据官方统计,登记表示捐献器官意愿的中国民众并不多。自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会2010年3月在19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这三年来,仅实现659例自愿捐献。“人体器官捐献计划”自今年2月25日扩展至全国层面后,捐献器官人数也没显著增加,截至上月中,只有795人表达捐献意愿。
  然而,黄洁夫乐观认为,这样的进度“很好”,并且很有信心表示,中国只需两年的时间就能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他比喻道:“你们现在见证的是一个婴儿的诞生,而不是在看一个成年人是否各方面都健全;我们是2月25日才在全国推广……所以不要拿现在的数据去跟世界比较。我们起步在后,不能以刚出生的小孩跟成年人比较。”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是在1984年制定器官移植法律,反观中国是在2007年,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中国要走得快,我有信心我们会比美国做得好”。

  超过70%中国民众赞成器官捐献

  有分析认为,保全遗体的中国风俗,是器官捐献的主要障碍,但黄洁夫不以为然。
  他说:“中国文化主张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教也说,你救了人,你会上天堂;如果你害了人,你就会下地狱。你做了好事,你会有好报。孔夫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把它扔掉就是不孝,但没说救人不孝。孔夫子在的话,肯定会第一个签字,同意捐献(器官)。救人,是他的核心思想。”
  多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70%中国民众赞成器官捐献,也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表明中国已有大批潜在捐献者。
  黄洁夫认为,中国人对于死亡的传统观念,才是器官捐献无法推广开来的主因。他解释,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心脏是身体发动机,因此只承认心死亡,以致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脑死至今仍无法立法。
  此外,中国普通百姓常将“脑死亡”和“植物人”的概念混淆在一起,误以为亲属处于脑死状态仍可被唤醒,因此始终无法接受“脑死亡”。专家解释,两者的粗略鉴别是看患者有没有用上呼吸机。脑死指的是脑干死亡,若不用呼吸机,心跳在几分钟内就会停止;植物人只是大脑皮层不行,不用呼吸机仍可存活。
  黄洁夫说,2002年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车祸事件被英国媒体误报为“脑死亡”,后来她在中国被抢救挽回一命,促使许多老百姓根深蒂固以为脑死亡可以活过来,但实际上刘海若并非脑死亡。
  黄洁夫认为应该尊重中国的现实国情建立相应的捐献体系,为此,在“脑死亡”概念还未在中国社会普及之前,当局现阶段采用了“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可同时存在的制度,让民众选择。

  “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出台

  中国政府已建立并将全面推行一个只按病患医疗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来决定移植器官分配的系统,以消除民众对于器官被优先分配是有钱有权者独有的疑虑。
  这个计算机系统名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王海波领导的小组花了两年时间设计而成。

  按照三基本原则进行分配

  王海波说,中国民众普遍对器官分配制度缺乏信心,担心他们所捐献的器官会被拿去买卖,因此要提高中国民众自愿捐献器官的意愿,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分配系统。
  他介绍,电脑系统按照三大基本原则来进行器官分配,即区域优先原则、综合评定原则,以及禁止原则。
  所谓区域优先原则,是指捐献的器官首先分配给器官获取组织所属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等待者,其次是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其他移植医院的等待者,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移植医院的等待者中进行分配。这么做,可避免因运送器官而产生的缺血性损伤,提升移植效果。
  在区域优先原则下,系统对每个等待的病患都采用一套综合评定原则,首先是依照他们的病情危重来进行分配排序。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统计分析部主管江文诗概括说:“谁当前的病情严重,并且处于病情严重状态的时间越长,谁就优先得到器官分配。”
  在这之后,系统将按照儿童匹配、血型相同、等待顺序、器官捐献者直属亲属,以及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优先原则,来决定等待者的排序。
  最后,分配系统也采纳五大禁止原则,分别是禁止经济实力优先、权力和地位优先、内部工作人员及亲友优先。
  江文诗指出,分配系统只搜集器官等待者病情相关的资料,并不记录他们的身份、职业、学历、官职、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信息。
  “所以分配系统不知道等待者是总统,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在器官分配匹配的过程中,这些因素都不会考虑到,所以不可能按照权力、地位优先的原则进行分配。”
  此外,系统也禁止擅自进行内部二次分配,以及禁止将统一分配到的器官转手与其他移植医院私下交易。

  卫生计生委将强制医院使用分配系统

  这个分配系统在2011年4月6日正式启用,并在同月23日成功进行首例分配。截至上月,系统已完成647个肝肾器官的分配工作,占所有移植器官手术的30%,这意味着多数器官仍由个别医院分配。
  不过,王海波透露,中国卫生计生委预料很快下发文件,强制所有医院使用分配系统,并严格禁止系统外的分配。
  他说,届时,当局将能实施监控管理,保证每一例分配的器官的溯源性,消除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他强调,器官并不是系统自主分配,而是由计算机系统依据国家政策来分配,也就是说,政策怎么定,这个系统就怎么执行。
  “在中国,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属于整个社会,因此由国家来执行这个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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