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述评:立法:化解器官移植捐赠难题

2009年2月20日 21:58 肾友网   肾友网阅读:205次
 

  新闻周报2006年1月17日报道 卫生部近日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调了器官来源合法化,以及移植手术的规范化问题。这对相对混乱的器官移植领域到底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

洛阳“人体器官信息库”艰难试水

  “看起来人体器官捐献情况暂时比较乐观,但是与此相悖的事实是大批需要做移植手术的病人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由于缺少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究竟信息库能否缓解当前器官源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说实话大家心里还都没谱。”

  虽然“人体器官信息库” 2005年10月刚在河南省洛阳市挂牌成立,但已经有13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在此登记,另有数十名活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要求报名,但作为人体器官信息库的筹建者、洛阳市中心血站输血研究所的刘巧还是有点担心。

  刘巧的担心不无原因,按照洛阳市中心血站站长 中桥的说法,由于缺乏相关政策依据以及运作规范管理办法的支持,所以目前只能作简单的登记,虽然已经存入相关信息,但是无法签订系列协议,达成受法律保护的承诺。也就是说,目前即便有自愿捐赠者死亡,也不可能进行器官切除和移植术。

  “事实上,在洛阳之前只有深圳成立了人体器官信息库,好像深圳器官信息库的情况也不太乐观,我们本来打算去学习经验,对方以当时正在与‘红十字会’分家、成立不久为由婉拒,但我感觉他们也是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无法开展具体工作。没有相关法律保障,即使有人主动愿意捐献器官,我们也不敢接收,操作不当还可能引起纠纷。”刘说。

  提起建立人体器官信息库的初衷,刘巧有话要说:“医生对器官源紧缺的抱怨越来越多,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不断增加,却苦于没有器官来源。血站遂想到能不能利用现有的供血网络建立起器官供应的相关渠道,为医院和病人提供血源和器官源的一条龙服务。”

  据输血研究所所长孙先玲介绍,血站有组织实施无偿献血的经验,对遗体器官捐献的组织、宣传、倡导、发动等有借鉴的经验,便于操作;血站还有供血网络,该网络资源对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也带来很多便利;除此之外,血站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能满足器官移植条件,利用社会资源整合。

  但是,洛阳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国外通常具备的法律法规《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脑死亡法》、《器官移植伦理指南》等,我国一个也没有。目前,大家都在期待《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出台。”刘巧说。

器官移植手术谁才能做?

  刘巧所说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是最近卫生部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中提到这样一段话:“申请办理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必须具备有器官移植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有与开展的器官移植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与伦理委员会等条件的三级医院。”

  有质疑者说,如果按照规定,三级医院才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三级医院一般集中在地区级以上的城市,如此一来,那些贫困偏远地区急需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能接受吗?另外器官移植手术指定医院,是否会促使移植手术医院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器官移植价格越来越高?

  由于器官来源的紧缺,有条件的医院各显神通,谁的“门路”多谁就可以获得器官源,谁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没有专家可以从外面聘请、没有设备可以随时引进,只要有器官源,其他一切都不成问题。

  上海某三级医院的吴医生分析认为,器官移植手术虽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要求并不苛刻,可是由于涉及到人体器官源问题,进行一次器官移植手术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为了保证质量和手术成功率,选择有实力的三级医院作为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

器官移植增加伦理学考虑

  “我认真研究了一下《办法》,据我了解,洛阳也是器官移植比较多的城市之一,河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零五中心医院和洛阳市中心医院等几家医院都曾多次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很多医院并没有设立所谓的伦理委员会,如果以后器官移植手术还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讨论才能进行,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器官移植的费用?”刘巧认真地说出她的疑惑。

  记者注意《办法》中提到,伦理委员会是由管理、医疗、护理、药学、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这样一个看似庞大的组织该如何参与到器官移植手术中?会否像刘巧担心的那样增加本来就无比高昂的手术费用?

  “伦理学介入不仅不会增加成本,还会在器官源头上增加器官捐献的科学性,”北京市宣武医院宣传处处长诸晓明如此认为。他解释说,宣武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专家们一般是义务参与,每次讨论只需要负责他们的差旅费,基本上不存在增加手术费用的问题。人体器官的特殊性使器官移植手术直接涉及道德问题,伦理委员会的介入会在器官的来源以及器官的使用、用药上有所规范。比如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治疗方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治疗措施,因病施治,合理治疗。

  他介绍,伦理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由一些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以松散的形式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在医学实验即将进入临床之前对移植手术所涉及的伦理道德进行讨论。

捐献器官无补偿机制

  多年来,大多数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对器官的来源问题一直讳莫如深。器官源问题在这种半地下的隐讳状态下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这次《办法》首次规定了器官来源的合法化: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进行活体器官摘取前,应当举行听证会,邀请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及其家属参加,确认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学原则、是活体器官捐赠者本人真实意愿、无买卖器官或者变相买卖器官后,方可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与此相关的事实是,由于没有完整、合理的供给渠道,器官源的畸形供应渠道悄然滋生。在一些大医院附近,随处可以看到栏杆上、墙角处贴有卖肝、卖肾的信息,上面直接标明性别、年龄,留下联系电话,价格面议,有的甚至还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有时,肝、肾脏的黑市价格高达数十万元,正规渠道无法获得的情况下,一些急于治疗的病人家属不得不铤而走险“青睐”这种私下交易。

  对此有人大胆设想:人体器官黑市交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器官买卖的合理性,为何不能把这种人体器官买卖的合理性合法化?该人士解释道:如果人体器官在不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为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话,难道不能有效地解决人体器官奇缺、浪费惊人的问题吗?

  有这样一组数据,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只能做4000至5000例肾移植;3000万晚期肝病患者,却只有3000位患者接受肝移植;我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国骨髓库的资料才3万多份;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需要做角膜移植,每年只有1200人成为幸运儿,绝大多数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或丧失功能。

  对此有业内人士强调,在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的情况下,自愿捐献的人体器官只能局限在少数人群。

  对于器官捐献的补偿问题,宣武医院宣传处处长诸晓明说,现在对自愿捐献人体器官完全依靠个人的觉悟,并没有任何补偿机制。目前存在于亲属和夫妻之间的同种异体捐献占活体捐献的绝大多数,这种捐献就不存在补偿问题。人体器官属于特殊事物,物价部门不可能对人体器官具体定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器官买卖也是违反伦理道德的。

  而法律专家景基认为器官捐赠很难用法律来规定。

  他向记者介绍:“器官移植是治疗那些已经不能用其他疗法治愈的重要生命器官终末期疾病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器官移植的特殊性在于人体器官不同于普通物质财产,我查阅了与此相关的《公益法》、《捐献法》、《医疗事故法》等,其中《捐赠法》中提到不赠予等于违约。按照一般《合同法》规定,只要在自愿基础上签署的合同都具有法律效力,但人体器官是人体自身自有的东西,它的所有权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即使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签署了捐献合同也可以随时变更,不追究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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